閱讀的革命——宗教改革五百年

來源:新浪博客歷史頻道    作者:網絡轉載    人氣:    發布時間:2017-12-12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正如中國印刷術最早被運用于佛經,谷登堡印刷機的處女作便是基督教的《圣經》,這種42行本的《圣經》也被稱作“谷登堡圣經”。從谷登堡開始,《圣經》幾乎成為印刷機的唯一產品,因為中世紀的歐洲有無數狂熱的信徒。但隨著不同版本不同語言的《圣經》如雨后春筍般紛紛面世,卻摧毀了一個由教廷和拉丁文一統天下的中世紀。谷登堡印刷機堪稱上帝的杰作,傳播福音幾乎成為它唯一的功能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 在《圣經》之外,還有許許多多的通俗讀物,從幾句圣徒語錄的單頁傳單,到改編自圣經故事的各種小冊子。文字和書籍前所未有地淪落凡間,從珍貴的羊皮卷變成了低廉的讀物,從少數貴族和教士擴散到最廣泛的社會各階層,每個人都可以直接聆聽上帝的教誨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在中世紀,天主教是“羅馬帝國的幽靈”。雖然沒有軍隊和警察,從某種程度上,羅馬教廷延續了羅馬帝國對歐洲的統治。教會和修道院控制著歐洲三分之二的土地。正如教會保存了大量文字和書籍,教會也一直是谷登堡的重要客戶和資助者。早在印刷《圣經》之前,谷登堡就為教會印刷了大量贖罪券;反過來說,正是因為印刷數量巨大的贖罪券的需要,谷登堡印刷機才得以迅速發展擴散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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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 1514年,勃蘭登堡的阿爾貝特為了購買美因茲地區大主教的職位,以修建圣彼得大教堂的名義發行贖罪券,大肆圈錢。3年之后,即1517年10月31日,身為教士的馬丁·路德將批判贖罪券的《九十五條論綱》張貼在維騰堡教堂門口。這本是教士們內部進行學術交流的常事,但令路德沒想到的是,僅僅半個月時間,這篇拉丁文文章就經過印刷機傳遍了整個德意志,一個月內傳遍歐洲。一場轟轟烈烈的宗教改革就從這張“可怕的”傳單開始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《論綱》的核心就是反對教會用贖罪券斂財。“赦免之權只在上帝,教皇無權赦免任何罪債。”路德提出以真誠的信仰來取代虛偽的善功,“因信稱義”,以《圣經》的權威來取代教會的權威,以上帝的恩典來取代教皇的專制。“唯獨信仰!唯獨圣經!唯獨恩典!”路德本想點燃一根火柴暖和一下自己,誰知卻點燃了整個森林。此后10年間,印刷出版的各種小冊子多達600萬本,其中三分之一為路德所著。“印刷業和印刷品更廣的傳播使辯論走出相對孤立的小空間,成為一場普遍的運動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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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路德時代的德國根本不是一個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。也正因為缺乏統一的抄書行會,印刷才得以誕生。當時德國每年流入羅馬教廷的財產超過政府稅收的20倍,《論綱》在德國引起廣泛的共鳴,路德和德國貴族決意要擺脫羅馬教廷的掠奪和統治,建立獨立的國家教會,用本民族語言進行祈禱,這就是改變西方世界的新教運動。

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之后6年,路德用德文翻譯了《圣經》,用海涅的話說,“從一種已死的、已埋沒在地下的語言,譯成了另一種還完全沒有出生的語言”;德語從一種蠻族語言變成了一種高雅的文字,路德也因此成為“德文規則的起草人”。德國人第一次看到用自己的母語寫成的《圣經》,每個人都可借助德文版《圣經》與上帝直接交流。“這部路德譯的《圣經》,通過新發明的印刷術,通過這種黑色的藝術,以成千上萬的印數散布到人民中去以后;這路德式的語言在不多幾年內便普及到全德意志,并被提升為共同的書面語言。這種書面語言今天仍盛行于德國,并賦予這個政治上宗教上四分五裂的國家,以一種語言上的統一。”在短短的4年間,路德編寫了30本書,總共印行了30余萬冊;德文《圣經》在兩年中總共再版了80次,其中有66種是盜版。1513年,德國印行的圖書只有90種,1518年增加到146種,1523年達到944種。隨著印刷和出版逐步分離,新興的法蘭克福書展對整個歐洲都產生了巨大影響。正如歷史學家杜蘭所說,“谷登堡使路德成為可能”。毫無疑問,沒有比印刷更快更好更有效率的傳教方式了。就連路德也贊嘆道,印刷術是“神的恩典的最大和最極致的顯示,福音的影響通過它得到傳播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實際上,路德并不是第一個反對贖罪券的,但之前的反對者沒有印刷機,結果在他們的思想尚未傳播開之前便被教會燒死了。印刷這奇妙精微的新藝術,使每個人都求知若渴,同時不免驚詫于自己先前的蒙昧。因為路德,兜售贖罪券的人沒有了,推銷《圣經》的人隨處可見。在漫長的中世紀,雖然人們無比虔誠地信奉上帝,但卻沒有多少人見過《圣經》;甚至說,《圣經》幾乎跟“禁書”一般,任何爭論圣經的人都將被視為“異端”而活活燒死。教會向來擁有對《圣經》的絕對闡釋權,由圣熱羅姆修訂的4世紀拉丁語《圣經》是唯一的《圣經》。時過境遷,路德翻譯的德文《圣經》等于打破了版本禁錮。

        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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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 隨著印刷《圣經》的泛濫,教會逐漸失去了對《圣經》的壟斷,教會勢力被大大削弱。一份1583年的《殉教者書》中寫道:“教皇要么必須廢除印刷,要么就得另找一個世界去統治;不然在這個世界上,印刷必定會推翻他。”經過多年的努力和抗爭,羅馬教會終于承認了新教(路德派)的合法地位,并且確定了“教隨國定”的原則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 從權力角度來說,基督教最重要的教義是“我們應該服從上帝而不服從人”。“16世紀的宗教改革運動打破了宗教僵化的連續性、傳統對過去及對死人智慧的崇拜。這場運動摧毀了保守主義的巨大根基,并使得社會加速變化,獨立思想開始出現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 1611年,由54位學者翻譯并由英國國王詹姆士欽定的《圣經》正式出版。1623年,第一本對開印刷的《莎士比亞戲劇集》出版。前者包括1萬個不同的英語單詞,后者多達3萬個,而現在英語常用詞匯也不過2000個左右。因此,很多歷史學家認為,英語的世界性地位正是由這兩部印刷書確立的。這本沒有任何注釋的《圣經》成為文字世界無與倫比的利器,從英國內戰到美國民權運動,《圣經》為反抗暴政提供了無盡的力量和理由。如今,每年由基甸基金會向全世界發放的“詹姆士王圣經”達6300萬本之多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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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新教革命中的閱讀與啟蒙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 宗教改革是一場思想啟蒙,也是一場閱讀革命。因為路德的出現,“教堂的時代已成過去,印刷機的時代開始了”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 英國新教改革運動活動家約翰·福克斯在《殉道者》一書中寫道:“上帝不再使用刀劍去征服他那地位顯要的敵人了,他現在的武器是文字、閱讀和印刷。”教堂是口語化的,閱讀將宗教變成一種書面語文化;對每個人來說,信仰與思維發生了相互作用,信仰改變了思維,思維也改變了信仰。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中,宗教始終是印刷產品的最大宗主題。“直到1900年,宗教書籍的出版數量(起碼在英國)才首次被其他書籍超過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文字與宗教一起,也成為歐洲君主制革命和現代民族國家的助產婆。“地理大發現時代的開始、印刷術的發明以及基督教會的分裂這三大歷史事件,宣告了舊的大一統理想的終結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 比路德稍晚幾年,茨溫利發布《六十七條論綱》,在瑞士掀起了宗教改革的狂潮。受路德和茨溫利的影響,加爾文于1536年出版了《基督教原理》,并在日內瓦創立新教加爾文宗。“每個人都是自己的神父”,具有極高識字率的日內瓦成為現代第一個“靠嚴格的自律,使個人自由和平等相結合的社會;這個社會的基礎,是追求道德完美的共同奮斗”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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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 新教徒崇尚勤勞、儉樸和積極向上,反對奢侈、浪費和不勞而獲,更關注現世而不是來世;他們認為世俗義務是上帝應許的唯一生存方式,而工作和勞動是人生最大的責任。“如此賦予俗世職業生活以道德意義,事實上正是宗教改革,特別是路德影響深遠的一大成就。”恩格斯發現,“在路德遭到失敗的地方,加爾文卻獲得了勝利。加爾文的信條適合當時資產階級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。”一大批冒險進取、克勤克儉,對社會有著強烈責任感的信徒成為新興資產階級的精神代表。后來,馬克斯·韋伯在《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》中鄭重指出,整個資本主義的精神氣質正是源自這種宗教信仰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 與韋伯齊名的桑巴特在《猶太人和現代資本主義》中進一步指出:清教就是猶太教。與偶像崇拜的佛教不同,猶太教的“摩西十誡”中禁止“雕刻偶像”,這使得猶太人的上帝僅存于文字中,或通過文字而存在;這需要人們必須閱讀,并進行最精妙的抽象思考,因而猶太人成為最熱愛閱讀的民族。作為一個長期以來漂泊不定、沒有固定生活空間的民族,猶太人的生命空間是基于《圣經》而延續的。《舊約全書》是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共同圣經。馬克思說,基督教起源于猶太教,又還原為猶太教。關于猶太人,尼采在《快樂的科學》中說:“歐洲受猶太人的幫助頗大,尤其是德國人……猶太人的思想影響到哪里,哪里的人便會被教以更精密的分析、更敏銳的辯論,書寫更清晰更精簡。”猶太作家茨威格在《昨日的世界》說:“發財致富對猶太人來說只是一個過渡階段,是達到真正的目的的一種手段,而根本不是他的內在目標。一個猶太人的真正愿望,他的潛在理想,是提高自己的精神文明,使自己進入更高的文化層次。”猶太民族對現代世界的貢獻極其卓越,馬克思于哲學、卡夫卡于文學、弗洛伊德于心理學、愛因斯坦于物理學、羅斯柴爾德于金融、沃克菲勒于商業,無一不是開創性的。值得一提的是,以色列作為猶太人國家也是現代的產物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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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韋伯說,“在近代的企業里,資本家與企業經營者、連同熟練的上層勞動階層,特別是在技術上或商業上受過高等教育訓練者,全都帶有非常濃厚的基督新教的色彩。”社會學家默頓提出,新教精神也是英國科學的主要動力源泉,科學探索是“贊頌上帝”的最可貴努力。“清教主義和科學最為氣味相投,因為在清教倫理中居十分顯著位置的理性主義和經驗主義的結合,也構成了近代科學的精神實質。”一份統計資料顯示,雖然清教徒在英國占少數,但皇家學會68名會員中,清教徒卻占42位。歐洲天主教徒總人口是新教徒的3倍,但在著名科學家中,清教徒人數卻超過天主教徒。對于西方文化的“祛魅”而言,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至關重要,這為西方理性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的興起奠定了基礎。

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 應當指出的是,理性和獨立作為新教的美德,與閱讀密不可分。“新教徒們比天主教徒有更多的書,新教從業人員平均擁有的書是天主教相對應人員的3倍,這比例和商人、藝人及低級文職人員一樣。在那些被劃為‘資產階級’的階層中,加爾文派的書房比天主教的大9倍。” “在信奉新教的國土上,到處都開設了學校,他們花費大量寶貴時間闡釋教義,但除神學外,他們也傳授一些其他知識。他們鼓勵人們閱讀,從而促使了印刷業的蓬勃發展。”《比利時懺悔錄》(1561)在加爾文信徒中不脛而走,書中寫道,自然是“我們眼前一部最美麗的書籍,在這部書里,所有創造出來的東西,無論大小,都是向我們展現上帝昭示給我們的無形之物的字母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“人必須為真理而戰。”印刷術被馬克思稱為“新教的工具”,其實它還是國家的工具、資本主義的工具和民主的工具。新教革命引發了一場全民閱讀運動,并由此發展為宗教民主運動,每一個“上帝的公民”都可以通過閱讀《圣經》來直接理解上帝,發現真理,而不需要任何權威專家和中間代理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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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與天主教徒相比,新教徒不僅擁有較高的識字率,而且具有更強的閱讀能力,而閱讀能力是現代人的基本標志之一。“新教教派之所以多如牛毛,蓋源于這樣一個觀點:《圣經》所言絕對不會出錯。”一個人的閱讀取消了口語傳播的教堂,使人在孤獨中面對自我,個人主義和理性主義被激活。新教傳播了關于自由、自治和平等的現代觀念,并通過信仰建立了最早的公民盟約關系,這種精神經典地體現在《五月花號公約》中。在美國殖民地時代早期,每個牧師都會得到10英鎊來啟動一個宗教圖書館;清教徒對文字和書籍有著宗教般嚴肅甚至神圣的感情,“《圣經》是所有家庭的必讀書,因為這些人都是新教教徒,他們和路德一樣,相信印刷品‘是上帝天恩的最高表現形式,耶穌的教義將借此被不斷推廣’”。

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 伯茲曼認為,天主教有利于訴諸華麗的裝飾、美妙的音樂和繪畫,而北歐作為新教地區,比較注重詞語,并發展出以文字文本為基礎的現代民主政體:沒有君主的神圣權力,沒有神秘主義,僅僅幾頁紙的文本——美國憲法。換言之,美國憲法、獨立宣言和圣經,這三份被廣泛印刷的文件,構成美國的根基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新教是一種倡導文化知識、倡導晚婚、婚姻生活、少要孩子、多受教育、期望長壽的宗教,新教對這一切都起到了促進作用。文明是知識、文化和制度結合的產物,……新教對歐洲的現代化進程總的來說貢獻的是合適的文化,而英國新教作出了獨特的貢獻則是制度上的,它建立了立憲政體,以及一個非神權的、更寬容的教會,并使教會成為社會而不是國家的一部分。

 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19世紀的德國法學家吉爾克指出,現代社會與傳統社會的根本區別在于,現代社會里,個人主權與國家主權并存:一方面,個人從家庭、宗族、地域和宗教如同的陰影下獨立出來,成為社會基本單位和法律保護對象;另一方面,民族國家成為現代社會的權力中心。“加爾文與路德關于人的學說,對于現代西方社會的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。他們為這樣一種觀點奠定了理論基礎:不能把人自身的幸福視為其生活的目標,人只不過是為達到其自身之外的某種目標的一種工具,是全知全能的上帝,強大無比的世俗權威和規范、國家、事業、成就的附庸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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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 值得一提是,新教運動的壓力迫使羅馬教會不得不進行內部改革,“耶穌會”登上歷史舞臺。耶穌會試圖重新恢復天主教徒的美德——清貧、貞潔、服從,他們創辦大學和醫院,投資工商業,研究科學,教育青年,傳播古典文化,培養了一大批的思想保守,但信仰堅定的知識分子。這些不穿盔甲的傳教士作為現代十字軍騎士,不遠萬里,游走世界,出入宮廷,關注科學。利瑪竇、卜彌格、湯若望、南懷仁、蔣友仁、郎世寧等,成為17世紀中國與西方交流的真正的“世界公民”。1605年(明萬歷三十三年)年初,利瑪竇寫道:“在中國,通過我們的科學,就能收獲累累碩果。”5月12日寫信要求耶穌總會“派數學家并隨身帶科學書來北京”。

          

        耶穌會作為最有學問的宗教組織,早在創立人西班牙的羅耀拉起草會章之際,就已經呼吁有系統地搜集、傳遞、出版各類信息。耶穌會發展的第一階段,也就是從1534年創設起,一直到1782年普遍遭到鎮壓為止,近250年間,共出版了5600種科學方面的著作,包括醫藥、地理、農學和自然史等。1735至1795年間,北京的耶穌會士總共翻譯了400多種中文作品。利瑪竇、白晉和殷弘緒等人寫了卷帙浩繁的報告,寄給他們在法國的上級,促成首座全球信息網的誕生。

        

          (本文節選自《現代的歷程》一書,第12屆國家文津圖書獎推薦圖書,雙十一特惠銷售中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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